这期间，在彭长宜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以宣传部牵头，县政协、党史办、方志办、精神文明办、广电局、县报社、文化局、县文联等多个部门为成员的庞大的革命史收集整理办公室，从各行各业抽调出二十多名笔杆子，奔赴全国各地，寻访跟三源有关的老革命，同时，电视台抽调出五名摄像记者跟着各个寻访组采访，为这些健在的老革命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对一些已故的老革命和历史名人采取由家属和战友追忆的形式，再现当时辉煌的历史。
与此同时，三源，加紧进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规划和报审工作。
每个寻访小组除去对这些老革命进行访谈外，还有一项特别的任务，那就是有一个问卷调查，这个问卷调查的内容主要就是围绕着红色旅游这项工作进行的，如：您认为三源有必要发展红色旅游吗？有什么好的建议？有建立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必要吗？您对那些废弃的防空洞利用问题有何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调查。
这份问卷调查不光是寄到这些老革命们的家里，也在《三源报》上和电视上广泛征求意见。没想到，这项工作，得到了居住在全国各地的老革命的广泛支持和赞同，有的老革命还贡献出珍藏了几十年的一些珍贵的老照片、文字资料和实物等。对于那些居住在北京、从高层位置上下来的老革命，彭长宜都是亲自登门拜访，向他们征求意见。
这里，不得不说彭长宜有些假公济私，他处心积虑，加快步伐地规划红色旅游项目和修建革命历史博物馆项目的步伐，其中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私心，那就是想和京城的那些三源籍或者曾经在三源打过仗流过血的老革命们取得联系，搭上关系。邬友福不就是靠这些关系起家和稳固地位的吗？
记得部长曾经嘱咐过他，说：“你如果想在三源干大事，必须要有这样一些力量的支持，那就是那些老革命们，有他们的支持，你有可能顺风顺水，没有他们的支持你有可能寸步难行。邬友福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些关系，这些关系让翟炳德对他都敬三分。”
彭长宜也感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不知道怎样去靠近他们、接近他们，他先后想过好几个方案，近在眼前的一个最快好的时机就是借春节这个机会去拜访这些老革命，他在春节前的几天里，几乎每天头上班十分钟都往邬友福的办公室跑，借商量工作上的事情为名，观察邬友福是否进京，希望邬友福能顺便捎上自己，但是邬友福不知是没想到这层还是根本就不想带他去，根本就没打他的牌。
后来齐祥告诉他，拜访北京那些老革命，邬友福从来都是自己去，不叫任何人陪同，好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有的时候葛兆国跟着他去，但也是有目的地拜访那么一两个人，其它的关系都是邬友福独门掌握。
但是，彭长宜很快就从收集整理一些革命文物中得到了灵感，找到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契机，他首先让有关部门向全县发布征集历史文物和民间传说入手，然后又给各个寻访战争时期的老战士老革命们印发了问卷调查，这些调查的内容都是他亲自起草和敲定的，这就为拜访那些老革命创造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
跟三源有关系的也是对三源贡献最大的老革命是郄允才，也是邬友福经常拜访的原国家某部委一位高级领导，这位老领导给三源做了好多事，其实他还不是三源人，只是当年率领曾经率部队在三源一带开辟后方根据地，被国民党反动派谈起就色变的人物，后来成为新中国后的三源第一任县委书记，这位老领导的一段脍炙人口的战斗故事，早年曾经出现在京州省小学语文教材里。
凭彭长宜的心气，他很想第一个就去拜访这位老革命。记得年前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在一个春节茶话会上，彭长宜就看见了在几个老革命中，就有这位老领导的身影。据齐祥介绍，三源对这些老革命们一直念念不忘，他们不但是三源的宝贵资源，也是三源最强有力的靠山，他们的健康时刻牵挂着三源，明知道这些老革命都享受国家待遇，但三源还是培训了一大批年轻的女孩子，去这些老革命家当保姆，照顾这些老革命的饮食起居，这些保姆的工资却有县里统一开支。
十多年前，这位老领导的老伴儿病逝，派去他家的保姆不久后就给老领导做了填房，这也是“保姆公关”最典型的例子。
这位保姆的三亲六戚也都得到了三源最好的照顾和安置，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葛兆国，不仅被提拔为土地局局长，他的弟弟葛建国还优先享有开发矿山的权力，三源县国有企业煤炭厂改制后就变成股份制公司，这次出事的煤矿就是葛建国刚刚兼并不久的一个矿。尽管葛建国被判刑一年，但是，他没有蹲过一天监狱，判刑后就被保外就医了，原因肯定是得到了这位老领导的庇护，因为做了老领导填房的这位保姆，就是葛兆国一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表妹。
但是，彭长宜没有先去拜访这位老领导，理由是老领导的许多事迹都被三源党史办反复总结过了，而且各种资料保存完好，他不想再去锦上添花，也不想去和什么人争夺这些资源，他决定先去拜见另一位三源籍但却不是在三源出生的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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