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高逸平离开，冉玉瑛关上家门，坐到正在稀里呼噜吃面条的高凡对面，说道：
“小凡，你别搭理你爸。他这些天工作上的事情压力大，心情不好，你别受他影响。”
“没事的。”高凡抬起头，给了冉玉瑛一个笑脸，说道：“我爸不就是这样的脾气吗，习惯了。”
“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到家里来撒什么气，还是厂长呢。”冉玉瑛附和道。
高凡问道：“你刚才说，我爸这些天压力大，是厂里出了什么事情吗？”
“还不是化工部下的那个通知，说两煤耗要降到2500公斤什么的，咱们厂现在是3000多。省里说了，如果降不下来，厂子就要停产，现在厂领导都在忙这个事情呢。”冉玉瑛说道，脸上也带出了一缕愁容。
高凡默了默神，隐约记得自己的前身是听父母在家里聊过此事的。不过，那时候的高凡哪懂这些，家里也没指望他了解这些事情，只是让他专注于备战高考，所以高凡也就没去关注这事。
但现在这个高凡却是不同，冉玉瑛一知半解地说了个概念，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也知道了为什么父亲会觉得压力山大。
这事得从头说起：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化肥的支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氮肥产业包括大氮肥、中型氮肥和小氮肥三部分。
所谓大氮肥，是中国在70年代中期利用与西方关系缓和的机会，从西方引进的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的装置。这13套装置在1977至1979年间先后投产，极大地缓解了国内的化肥供求缺口，节省了大批用于进口尿素的支出。
所谓中型氮肥，是指年产量在1万吨至10万吨之间的合成氨装置，其中主要是2.5万吨和5万的两种规格。中国早在1956年就自行设计建造了第一家中型氮肥厂，至1978年，中型氮肥厂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0家，当年生产合成氨319万吨。
最后一项，就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小型氮肥厂。这些氮肥厂的合成氨年产能在2000吨至5000吨之间，其中尤以年产3000吨合成氨的规格最为常见。小氮肥的优点在于投资少，技术门槛低，适合于遍地开花式地进行建设。在全国各地都面临化肥短缺的情况下，大力建设小氮肥能起到雪中送炭的效果。
据统计，1969年至1978年的10年间，全国共新建小氮肥厂1225家。至1979年，全国共有小氮肥厂1533家，小合成氨产量658万吨，占全国合成氨总产量的55.6%，可以说是支撑起了中国氮肥产业的半壁江山。
然而，小氮肥辉煌的背后，也存在着极大的问题。由于设施规模小、技术落后，小氮肥厂的能耗水平极高，平均生产每吨合成氨的能耗相当于大氮肥厂的2至3倍。
中国的小氮肥厂绝大多数采用的是相同的生产工艺，即利用煤炭在气化炉中生成空气煤气和水煤气，混合后得到包含一氧化碳、氢气和氮气的半水煤气，作为合成氨的原料气。原料气经过净化，在合成塔中合成为氨。氨再与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氢铵。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农村使用的化肥主要就是碳酸氢铵，哪个地方能够弄到尿素，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由于小氮肥厂的主要生产原料是煤炭，因此在考核其能耗时，最关键的指标就叫“吨氨两煤耗”，即每生产一吨合成氨所消耗的原料煤和燃料煤。此外，就是电耗指标，也是按吨氨计算的。
为了和不使用煤炭的大氮肥做对比，有时候还要把煤耗和电耗都统一换算成热值，称为吨氨工艺能耗。
在高凡穿越前的21世纪，中国的一些小氮肥企业已经能够实现所谓“三个一千”，即吨氨两煤耗低于1000千克，电耗低于1000千瓦时，工艺能耗低于1000万千卡。但在1979年，全国小氮肥厂的平均水平是吨氨两煤耗2740千克，电耗1596千瓦时，工艺能耗2446万千卡，比后世的水平高出一倍多。
由于能耗畸高，小氮肥厂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亏损严重，同时也给国家的能源供应带来了极大压力。
1980年，国家开始在小氮肥厂推行“盈亏包干，利润留成，超额不补，减亏留用”的经济政策，促使企业节能降耗。1981年，又进一步提出，对于吨氨两煤耗超过2500千克、电耗超过1500千瓦时的企业，将一律关停。
沧海化肥厂正是一家60年代建厂的小氮肥厂，最早的设计产能是年产合成氨3000吨，碳酸氢铵吨。后来经过几次技术改造，产能扩大到年产合成氨5000吨，碳酸氢铵吨。
产能扩大了，但技术水平并不提升。按照冉玉瑛的说法，厂子目前的吨氨两煤耗在3000千克以上，远远超过了化工部划定的2500千克以下的标准。
省化工厅向沧海化肥厂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沧海化肥厂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把能耗降低到化工部的标准之下，那么化工厅就要开出红牌，勒令沧海化肥厂停产，届时全厂上千干部职工将面临分流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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